哈葛德小说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出版

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哈葛德（1856-1925）一生成果斐然，共著67部著作，包含57部小说和10部杂著，多描写异域的风土人情、探险奇事。哈葛德乃当时英国颇负盛名的小说作家，对西方通俗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其代表作KingSolomon's Mines（《所罗门王的宝藏》）是西方“失落的世界”探险小说体裁的源头之一，［1］p100并被多次翻拍成电影。作为当时英国“通俗作家”的哈葛德在中国受到两种极端境遇。清末民初，哈氏小说传至东方，经由林纾的翻译，风靡一时，人人争读。当时哈氏译介数量仅次于柯南道尔，超过凡尔纳和大仲马，哈氏小说中的爱国尚武思想还启蒙了鲁迅、郭沫若等诸多文坛领袖。到了五四前期，中国的文坛又对哈氏小说其译者林纾倒戈相向，大加呵斥。哈葛德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出版与传播情况反映出近代中国文化政治时代背景的国人对西方世界的接受过程，林译哈氏小说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新文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西文化比较文学的开始。

一、哈氏小说的翻译与出版

哈氏小说引起国人关注可追溯到1898年。1898年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第60-69期连载刊登了曾广铨翻译的哈氏代表作She（《长生术》），通过“广译五洲近事，”达到知“强盛弱亡”之故。［2］p70-，杨紫麟与包天笑合作翻译的《迦因小传》上册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05年林纾和魏易合作，译出该小说全本《迦茵小传》，引发文坛论战。自此开始，哈葛德小说与林纾紧紧联系到一起。林纾共翻译了23部哈氏作品，言情类7种，而探险、神话和历史传奇16种。从翻译的顺序来看，1904年林纾出版了《埃司兰情侠传》（EricBrighteyes，1891），1905年出版了《埃及金塔剖尸记》（Cleopatra，1889），《迦茵小传》（Joan Haste，1895），《英孝子火山报仇录》（Montezuma’s Daughter，1893），《斐洲烟水愁城录》（1887），《鬼山狼侠传》（Nada the Lily，1892）和《玉雪留痕》（’sWill，1888）。1906年他又陆续译了五本哈氏小说，是他翻译的鼎盛期。值得注意的是:哈氏成名作King Solomon’s Mines（1885）译于1908年，译为《钟乳骷髅》；最受学者瞩目的She（1886）译于1910年，名为《三千年艳尸记》。到了五四前夕，哈葛德小说在中国的影响超过西方经典著作，当时四大小说杂志之一的《月月小说》创刊号上刊登的就是哈葛德头像（《新小说》刊登的是托尔斯泰、《小说林选》刊登的是雨果）。［3］p12-13可以说，如果没有林纾的翻译，哈葛德在近代中国决不会取得如此成就。

林纾在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始于1903年的《伊索寓言》。从1905年的《迎茵小传》到1910的《炸鬼记》，商务印书馆发行了林纾及其合者魏易、曾宗巩、陈家麟等翻译的23部哈氏小说。在林纾翻译出版的哈氏小说中，除1904年的第一本《埃司兰情侠传》以木刻本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外，其余的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哈氏小说在近代曾经风靡一时，却在20世纪初期被大加伐斥。这一方面反映出近代国人对西方小说接受品味的提升过程，同时也折射出政治、历史、文学因素对作品传播效果与评价体系的直接影响。当今时代重新审视哈氏小说在近代的传播效果有助于我们从更加客观的角度评析近代异域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的得失以及影响传播效果的诸多因素，同时对当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二、近代中国哈氏小说的接受

中国传统文学系统里，小说一贯为文人所轻视。且在清末以前，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文学高于西方文学。直至清末，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并在1899年印行，首次把欧洲小说译介给中国读者，该书风行南北，在中国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西洋小说大量被译介进入中国，不仅有小仲马、狄更斯等名家名作，还有以哈葛德小说为代表的诸多通俗文学。

哈葛德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出版与传播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下国人对西方文学的选择性吸收。早期林译哈氏小说是传播思想、教育民众的重要工具。林译哈氏小说以其丰富的爱国情感以及大量对西方民主意识的介绍引领了新文化运动。但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对哈氏大加贬斥，认为他只是二流作家，而大量翻译哈氏著作的林纾也被大肆批判。自此，哈氏小说在近代中国由胜转衰。在当代哈氏的知名度远远不如柯南道尔、凡尔纳和大仲马。时至今日，当今学者又重新审视哈氏小说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影响，并积极评价其译者林纾在近代中国推介西方文学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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